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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去的性格、禀赋、意欲通过个体记忆积淀成为现在自我，并成为自我朝向未来行为活动的准则。

相反，刘禅此间乐，不思蜀（《三国志·蜀书·后主传》），则是因目前的快乐之感弱化了对故国的记忆，从而造成记忆内容变异较大。【4】他认为，这是道家庄子、列子的坐忘路数，不是一般儒家学者所当为。

其二，信息虽有储存但提取失败，则是指虽然主体对信息储存有自觉的意识，但由于干扰因素导致其对所储存的信息提取失败。自其遗忘于某处言之，则尔时自觉固昧而不显矣。亦犹心怀忧戚，为有是非，今则知忘是非，故心常适乐也。或事已应去了，又却长留在胸中不能忘。利仁者是见仁为一物，就之则利，去之则害。

其二，再来看忘物工夫。道德本体的自知（良知之知是非善恶）与经验自我的自知（价值中立的自身意识）一样，都是伴随着意识活动同时出现的非对象性自知，但与自身意识的价值中立相比，道德本体与经验自我的意识活动不仅具有同时性，而且具有道德判断性和主宰性。[30]根据上引提要和张氏自序，可知《春秋五礼例宗》之纂作，主要是基于《春秋》经的内容多与五礼相关，且多以礼义作为褒贬的标准。

当代也有不少学者认可《春秋》具有礼书的性质。可是友人或认为故《春秋》者礼义之大宗也一语的作者可能既非司马谈，也非司马迁，而当是董仲舒。据《左传》记载，卫出公之父蒯聩早年因谋杀灵公夫人南子未遂而流亡国外。[19]段先生提出的《礼经》《春秋》学术同源礼与《春秋》相为用的说法，可谓深得《春秋》与礼相通之旨，诚为不刊之论。

据此可以认为前述故《春秋》者礼义之大宗也一语当是出于司马迁之口，而非司马谈之语。 摘 要：司马迁在《太史公自序》中提出《春秋》者礼义之大宗的著名命题。

所谓礼经，即春秋例也。纵观历史上众多学者有关《春秋》经的论述，可知古今众多学者大都认可《春秋》经的指导思想或价值标准就是礼。君臣上下父子兄弟，非礼不定。有罪者必贬，而恶自此可惩。

汉代的春秋决狱直接开启了中华法律儒家化或曰礼学化的道路，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出礼入法，礼法结合。吉凶宾军嘉五礼，无所不备，且多记仪注细目，可为礼书之旁证，甚而可补礼书之不足。[32]在吴澄看来，《春秋》的内容均与礼相关，尤其注重对失礼事例的记述。《春秋》以其本是世子未得卫国无可褒贬故，因而书世子耳。

理由如下：一是这条太史公曰文字之首有余闻董生曰云云，因此后面这段故《春秋》者，礼义之大宗也可能也是太史公闻之于董生(仲舒)。[5]3296《太史公自序》中的其他三段太史公曰都应作如是观，其中所谓太史公,均当指司马迁而言。

春秋时期天下大乱，社会严重失序。今试观《春秋》二十二门，有一非典礼所固有者乎?毋论改元、即位、朝聘、盟会，以至征伐、丧祭、搜狩、兴作、丰凶、灾祥，无非吉、凶、军、宾、嘉五礼成数，即公行告至讨贼征乱，及司寇刑辟、刺放、赦宥，有何一非周礼中事?而《春秋》一千八百余条，栉比皆是，是非礼乎?故读《春秋》者，但据礼以定笔削，而夫子所为褒、所为贬，概可见也，此非书人书字所得溷也。

由于《春秋》一书的基本精神是正名分、尊王室、诛乱臣贼子，提倡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的等级原则和礼义精神。[25]其二，强调礼义教化是政治的根本，有着比刑罚更重要的社会功用。孔子将正名直接与重建礼制秩序这一紧迫的现实需要相联系。孔颖达《春秋正义序》云：夫《春秋》者，纪人君动作之务，是左史所职之书……国之大事在祀与戎，祀则必尽其敬，戎则不加无罪，盟会协于礼，兴动顺其节，失则贬其恶，得则褒其善。因此，《春秋》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一部刑书。于众人之所忽，见其美焉……故曰：《春秋》原于礼。

[13]刘文淇的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·注例》则云：释《春秋》必以周礼明之。董仲舒《春秋决狱》一书可谓西汉引经断狱的案例汇集。

为国者一朝失礼，则荒乱及之矣。对于司马迁所谓《春秋》者，礼义之大宗也的论断，清末今文经学家皮锡瑞解释说：太史公述所闻于董生者，微言、大义兼而有之，以礼说《春秋》,尤为人所未发……学者知《春秋》近于法家，不知《春秋》通于礼家。

于是作《春秋决狱》二百三十二事，动以经对，言之详矣。孔子所谓正名,也叫正名分,即按照礼的原则纠正当时社会政治伦理生活中名分等级混乱的现象，明贵贱，别善恶，治纲纪。

这个太史公如果是司马谈，那么，他是主张黄老之学的，《论六家要旨》中为道家说了很多好话，对儒家是有批评的，因而不太可能说出紧接着的一大段关于《春秋》成因、定性的文字，起码不可能把《春秋》抬得那么高。可以说无论是《鲁春秋》,还是孔子重修《春秋》,其主旨都在礼。故凡变礼、乱常之事，必谨书之，严辨之，以塞逆源明顺道，以遏杀机保生理，故《春秋》者，礼之大宗也……民之所由生，礼为大。朱熹解释此语时说：此人道之大经，政事之根本也。

因此故《春秋》者礼义之大宗也一语当是出于董仲舒之口。也就是说，《春秋》实际上是以礼作为思想宗旨和价值标准的。

《春秋》作，而礼达于万世矣。紧接着又对《春秋》经的社会功用给予高度评价说：百王之法度，万世之准绳，皆在此书。

如王夫之在《周易外传》中认为《春秋》是本礼而作，他说：三圣人者本《易》以治礼，本礼以作《春秋》。这些原则和精神体现了儒家的礼法观，是儒家政治、法律、伦理思想的起点与归宿。

在司马迁看来，由于春秋时期礼坏乐崩，许多诸侯丧失了礼的操守，不能维持礼的底线，最终出现弑君三十六，亡国五十二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的局面，其根本原因就是皆失其本。刑事案件处置不当，则会妨碍礼义教化的实施。或疑吴氏《春秋纂言·总例》抄自张氏《春秋五礼例宗》,但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却为其辩护曰：澄非蹈袭人书者，盖大亨学派出于眉山苏氏，澄之学派兼出于金溪(陆九渊)、新安(朱熹)之间。香港岭南大学许子滨教授撰有《〈春秋〉〈左传〉礼制研究》,其中收有25篇对《春秋》和《左传》中的礼制进行考察和探讨的文章。

 一、《春秋》者礼义之大宗命题的提出《春秋》初为史书之泛称，也可谓国史之通名，后为鲁国史书之专名。其一，强调原心定罪(本其事而原其志)是春秋决狱的总原则。

凡此种种，均可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《春秋》经所蕴含的礼义思想，体现了编著者对于《春秋》礼义之大宗地位的认同。而杜注与孔疏皆云：发凡起例，悉本周制。

南朝梁人皇侃强调礼在六经中的统摄地位说：六经其教虽异，总以礼为本。后来孔子据鲁旧史作《春秋》,考真伪，志典礼，正为定名分、复周礼。